天下興亡，就看你我
——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訪談錄
于思群，張茜，林虹雨
提要：這是三位中國年青學者于思群、張茜、林虹雨對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博士的采訪。采訪中，王治河博士追溯了自己的學術歷程，其中包括從解構性后現代向建設性后現代、從象牙塔里的純學者向新文明的創建者和推動者的轉向?；卮鹆水敵鯙楹畏艞壷袊鐣茖W院的優厚位置來美研究懷特海有機過程哲學的原因；回答了自己對“生態文明”的理解和幫助創建“柯布生態書院”的原由，以及何謂“高生商的生態人”？何謂第二次啟蒙？如何從第二次啟蒙的視角反思全球疫情？這場災難對人類意味著什么？中國在“第二次啟蒙”中的獨特作用什么？導師格里芬對他的影響，這個星球有未來嗎？如何才能活出自己人生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等一系列問題。對于王博士來說，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給他人帶來愛，為世界創造美。這個星球有沒有未來，以及有一個什么樣的未來，全在“你我”，“天下興亡，就看你我”。我們不是匹夫，我們是頂天立地的人。有頂天立地的人，則我們就可以經由每一個個體，去抵達未來。
關鍵詞：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懷特海哲學；第二次啟蒙；生態文明，高生商的生態人
【采訪手記】
作為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應該屬于“曉暢平易”那一類，其人、其文莫不如此。他的人和他的文，他前前后后全部的意圖，都不難懂；不難懂的意思是，只要一個人有基本的意愿和基本的常識，他就能夠與之達成一種對話，繼而是認同，并且可以因為認同而協同，從同情、共情往前走去，慢慢到同道，再然后或許就同事了。他所在的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IPDC），雖則由小約翰·柯布創始，從建制上不過區區一介非營利組織，但又要接續大家的風范，又要保持獨立的風骨，不為五斗米或不為大錢（big money）折腰，然則卻可以集中一大批哲學大師、生態先鋒、思想家和藝術家，本應“文人相輕”，卻能親密無間；20余年間在世界各地舉辦大大小小的有關建設性后現代、過程哲學和生態文明會議160余場，17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安排了600余場演講，參與及策劃了大量相關文章、著作的翻譯、發表和出版，發見真理、發表經驗、發揚先行者的精神，從哲學家到農夫，從學術到實踐，他們跨國、跨界、跨越既定的所謂“規范”，服務、創造，呵護星星之火，以為后來者取暖。作為研究院的執行院長，王治河正是那個居于網絡中心的人。
求索：未名湖畔的哲學青年找尋另外的路
王治河碩士畢業以后，其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科學》雜志社，同事們就他是不是北大的發生過爭執。導致雙方爭論起來的，是他們對北大學生普遍“恃才傲物”的一種印象。王治河符合這個標準的前半段，不符合它后半段：有才是有才，除了學問以及一顆尊嚴學術的心，無所依恃；傲物是并不傲，他身上倒確實有一種卑微感。這種卑微感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多年以后，從“解構性轉變為建構性、從粉碎思想到建構思想的深刻轉變中”，卓然而成“樞紐”性領軍人物的中國思想家王治河，以如此“咖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青石嫣年學人、農人、弱勢群體服務，親自操心各種小事；他側身巨人之列，卻視平凡人為英雄，他堅信“平常事物比超常事物更有價值”，四處為卑微的人唱贊歌、寧說他們的故事不講高深的理論，這一點，就已經足以顛覆大眾對“權威”、“大家”的認知，并且在這個偶像高高在上的粉絲經濟時代，來自后現代共同體以王治河為代表的這批哲學家，端的是些異類。然而，這種類型的異類，是如此親切、如此引人，以至于我們需要再回到經典當中去確認他們的淵源，以至于我們需要回過頭來重估這個問題：“究竟什么樣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大師？”
王治河祖籍山東，在北京長大，1978年考入北大哲學系讀本科。關于認真讀書、好好上學最終考進北大這件事，王治河在過去幾十年間，都認為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自己的小學老師李桂玉：她把野馬變成了千里馬。以至于成年與老師失去聯系之后，他又花了三十五年時間千方百計重新把她找回來。所以認識王治河的人，全認識他的小學老師，因為他說過、寫過，不曾忘記過。
本科畢業幾年之后，王治河又一次考進北大讀研究生，這次他追隨著名思辨哲學家朱德生先生學習西方哲學。彼時北大哲學系，有張岱年、朱德生、黃楠森、王太慶、楊辛、葉朗、湯一介等名重一時的學人；同窗之中，也是英才輩出，他看到“天外有天”。切磋琢磨、互相砥礪，對經典下笨功夫，為他研究后現代哲學打下了基礎。多年之后，王治河在回憶文章中寫到，七年燕園時光，讓他受益最多的，是這些教授們的學術風骨：“特別是他們矢志學術的“孤往精神”（熊十力語）。他們不曲筆阿時，更無意用學術釣名譽，謀富貴。真稱得上是學術尊嚴的守望者。在官路，財路之外，他們用自己的親身垂范，昭示著第三條路，一條學術人生之路”。
關于王治河的學術成就，固非外行所能輕易評斷。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北大樂黛云教授對他的定位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線索：
在2012年北大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面對臺下500名聽眾，樂黛云教授說自己“對中國青年學者帶著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和世界展開的對話，在對話中產生的影響，感到歡欣鼓舞”。王治河就是她提到的中國學者之一?！皬慕鈽嬓赞D變為建構性，從粉碎思想到建構思想”的深刻轉變中，中國思想家發揮著重要作用?！盵3]
此外，作為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對后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不僅從理論上界定了后現代生態文明的理論內涵，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設生態文明所亟需的新概念、新范疇。從“第二次啟蒙”，“有機思維”、“同體思維”、“共命意識”、深度共生、“中國和諧主義”、“中國過程禪”到“厚道發展”、“后現代經濟”、“后現代農業”、“后現代五型新農村”，從“有機教育”、“熱土教育”、“通人教育”、“高生商的生態人”到“道義民主”、“有機外交”、“厚道科學”和“有機語言學”，王治河20年間所提出的這一系列極富創意的新概念不僅有助于拓展我們思維的蒼穹，豐富和深化我們的生態文明研究，而且有助于在國際社會發出“中國聲音”，創建“中國學派”。
久居舊文明信息蠶房的人或許對這些新概念感到不適甚至反感，但相信隨著舊文明的崩坍和生態文明的來臨，這些新概念的價值會越來越彰顯出來。
轉向：從解構性后現代達至建設性后現代
王治河曾經在不同的場合、文章中講述過自己的留學往事。結束他的社科院十年，他已經38歲，屬于大齡“洋插隊”。在這其間他已經完成了幾本著作，其中就包括后來被學者廣泛引用至今的《撲朔迷離的游戲—后現代哲學思潮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和《?？隆罚ê辖逃霭嫔?，1999）。在這個時間點決定出國讀博，因為“茲事體大”。
出版上述后現代諸著作之前，王治河對解構性后現代主義下了很大功夫。當時的學者、研究者很大程度上都把后現代主義直接等同于解構性后現代，這一等同是如此普遍、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十幾年之后，北大出版社再版《后現代哲學思潮研究》之際，王治河不得不在序言中把這一問題再厘清一遍：后現代主義既包含解構主義，也包含建設性后現代。也是因為彼時他已經身在過程研究的中心，“看到了新的一片天”，不復井底一只解構主義青蛙了。
一言以蔽之，“后現代生長于現代性局限之處”。以?？?、德里達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專注解構，熱衷否定。在我們清理舊結構的時候，為了把“宿食嘔吐干凈”，它也許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卻并沒有為建設新世界指出方向或方法。正如王治河所言“它或許適合西方，因為現代性在那里已經根深蒂固盤踞數百年了，而剛剛經過文革劫難的中國，百廢待興，這塊土地迫切需要建設?！?/p>
也正是在社科院圖書館里，王治河讀到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大衛·格里芬主編的《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叢書》（Constructive Postmodern Thought)，立即敏銳地覺察到它的價值，遂決定組織翻譯該叢書，并為叢書的第一部《后現代科學》親手寫了一個長長的“代序”。大衛·格里芬自己在《后現代科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我的出發點是：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國家所做的錯事，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如此，中國實際上是‘后現代化’了?！痹谄毡槟暽踔翑骋曋袊奈鞣?，居然有后現代學者如此關切中國，這自然加深了王治河的研究興趣。他開始研究與格里芬、柯布相關的建設性后現代，繼而懷特海的有機過程哲學進入他的視野，而懷氏本人在其名著《過程與實在》第七頁上明確指出他的有機過程哲學更接近中國哲學。王治河認為“這自然是指中華民族是《易經》的民族，注重變化，強調相互聯系的思想已經浸透到我們的文化基因中了”，這點燃了他的希望和渴望。
這位國家級刊物的年輕副主編，“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這個已經“去過北戴河”的人，在那明晃晃的前途、體制內“權威學者”的冠冕面前，在浸淫解構主義多年之后，在解構主義的爆破力所造成的瓦礫堆里，打包起自己的行囊，以一種思想者的自覺、學人的責任感，起身，去尋找一條路。
多年以后，他相信建設性后現代是今日困難重重的世界走出危機的“一份寶貴的思想資源，一個異常重要的視角，一股‘促進世界轉變的巨大力量’”。
創造：像創造藝術品一樣創造自己的人生
王治河如愿申請美國克萊蒙研究生大學，來到克萊蒙追隨格里芬、柯布等大哲研讀建設性后現代哲學；這邊廂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雖則當時愛人樊美筠已經是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北京市美學會副秘書長，最初幾年他還是去勤工儉學洗盤子，消息傳回來，樊老師難過之余，幾度斟酌之后，其專著《中國傳統美學的當代闡釋》剛剛入選“1997年中國大事記”，事業正蒸蒸日上的樊老師毅然放棄了教職，出國與他團聚。其實背后更大的背景，是王治河在懷特海的有機過程哲學中，也許找到了延安窯洞的感覺：這里有學術與人生打通的可能，有故國復興、星球永續的希望。
希望在哪里？
真正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認為，要改造世界，當然需要思想，但與思想同等重要的，是行動，他們甚至認為“有時候最大的思想來自于行動中”。他們這樣主張，也這樣實踐，這也正是為王治河與樊美筠深深服膺的建設性后現代“獨特的實踐品格以及與之密切相聯系的其倡導者知行合一的風范”。他們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小約翰·柯布如此、大衛·格里芬、菲利普·克萊頓如此，王治河也如此。
有機過程哲學認為個體是宇宙的合生，萬物互在互聯互通，一切內在于我的，必定內在于你。于是天然地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這顆星球的健康永續，是我們文明持續存在的基礎?？虏假u祖傳豪宅辦過程研究中心，捐夫妻省吃儉用積贊下的50萬美金在美舉辦生態文明千人大會，格里芬自己動手修建生態屋。他們吃素，但都不是佛教徒，僅僅是因為了解到農場養殖動物對生態環境的巨大影響；王治河也曾數年間不曾買一件新衣服，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堅守后現代浪漫，不向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低頭，并且跟它們大唱反調。有感于地球生命系統的崩潰，兩極，特別是南極冰川融化進程之快，氣候變化之劇烈，2018年，王治河、樊美筠發起《算我一個---投身生態自救運動》，號召每一個人都參加生態自救：“其實世界有沒有希望并不在他人，而在我們自己。我們每個人是否能夠大敢地說一句：有我在，世界就有希望？世界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我在”，并且重申他們一貫的原則：光有觀念的轉變是不夠的，還需要實實在在地做點什么。
201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治河樊美筠合著的《第二次啟蒙》，系統性地把生態啟蒙，或說美的啟蒙推向大眾視野。在萬物互聯互通的前提下，以審美之心態體驗、度過自己的人生，或可免于淪為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人肉機器，或可能終止向外無度的索求、攫取，則轉而獲得從創生本身得到滋養的空間，則我們的生態、生命或者還有希望。而前?？卵芯空咄踔魏右恢蹦钅畈煌?，是?？略浺恢庇X得奇怪的：為什么人們只肯將一張桌子、一棵樹當做藝術對象，卻不肯把生活本身當作藝術創造。
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曾經寫一首長詩獻給一頭驢，而生活當中的王治河，讀書寫作講演之外，也做飯（雖然不一定是個好廚子）、種菜（雖然不一定不被蟲子先吃）、爬樹或追小鹿，他會為草上一棵露珠的光芒打動，或去給農場里面一只豬送幾片菜葉子“結個緣”，他懂得欣賞自然生動的意蘊，深得自然神秘而精微的旨趣，所以，簡樸的生活，不為物質占用和奴役，這未必不是“享清?！?，也因此能居斗室，而“富有四海之內”。作為后現代生態哲學家，他明白，重要的是“成為”，而不在于“擁有”。這固然是有機過程哲學的世界觀使然，然而，也是因為我們當中有一些人，能夠時時徜徉于永恒的童年。
但是，無論這條建設性后現代之路經過多少人多么審慎的檢視，無論懷特海和其他有機過程哲學大師的觀點有多么為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所需要，無論這些踐行者有多少貢獻、有多么誠懇，都伴隨有尖銳質疑、甚或干脆是污蔑乃至構陷和攻擊，子虛烏有，莫名其妙，光怪陸離。
然而對于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而言，質疑未嘗不是一種創新的禮物（雖然因對方想象力所限，這禮物有時并不優美）。因為這不僅讓他得以更切近、深入地了解他人和世界，這類小小風波也常常做為一種有趣的對照面，被擺在哲學家面前，顯得意味深長：他有一個理想世界在這頭，堅硬的現實在那頭；他心心念念要培育的與自然、與社會、與實踐、與他人通的通人在這頭，而培育通人的人（即教育者）當中，卻也有人樣樣“不通”在那頭；林妹妹在這頭，賈府的焦大在那頭；他的熱血之軀在這頭，而鋼筋混凝土一般的高冷在那頭。
一屆書生，為文半生，他也枉凝眉，于是還回加州去做他的環保酵素，發他的綠豆芽，伺候他那有機迷你小菜園。書是一本沒少讀，文章也一篇不少寫，因為有無端質疑之風波在，因為他所欲的優美對話之不可能，也正好再度突顯了建設性后現代的“必要性”：如果后現代精神可以得到落實，如果對話的兩方能夠互相尊重、互相傾聽、欣賞多元、慶幸差異、反抗劃一，“抵抗自身的法西斯”，則這些互相對立和消耗原不必有，那才是“不折騰”。
本著哲學家為人類未來操心的天職，王治河提出了“第二次啟蒙”“有機思維”“同體思維”“共命意識”“深度共生”“綠色經濟”“有機外交”“有機教育”“熱土教育”“通人教育”“高生商的生態人”“厚道科學”“厚道發展”“后現代經濟”“后現代農業”“后現代五型新農村”“糧食有機化”“踏實的存在”“厚道的存在”“詩意的存在”“有機語言學”“道義民主”“過程禪”“中國和諧主義”“中國禪的生態意蘊”“后現代浪漫”等一系列極富創意的新概念。這些新概念未必每一個都非常成熟，但它們無疑有助于拓展我們的理論蒼穹，啟迪和深化我們的生態文明研究。他始終保持著后現代的好奇心，更自覺地跳出所謂“純哲學”的高墻，去關切世界，開放、傾聽、學習和創造?？嘈臉O力之象少，溫和寬裕之氣多。人或以為他未免冤屈，他自己呢，其實也未必不曾在傷心、失望、憤怒之余暗暗感到歡喜，與這些質疑所帶出的散亂、虛弱、冰冷質地相對照，他已經把自己的生活，安頓在他們的想象之外，與一眾可愛可敬的學人、志士相知遇、共處共事，以心印心。未名湖畔當初認定學術這條路的哲學青年，已經能夠棲息于“可能的精神家園”；是故哪怕身處驚濤駭浪，自能志定神安；學術何止是“術”，學人必先做“人”，這一處一處嚴絲合縫創造著新的后現代生活，“在迎接挑戰當中獲得自由”，獲得大自在，他是何等幸福。
問：請問當初您是基于什么原因做出了出國的決定，使您放棄國家級刊物副主編的職位，選擇重新當學生讀博士，您萬里負笈求學是為了什么呢？
客觀來說在當時做出這個決定是很艱難的，因為那時候我大小也算個處級干部了，單位正準備提拔我做正主編，同時我也是社科院十大杰出青年，也去了北戴河，這勢頭無疑是上升的。但幾經考量，我還是認為要放棄這一切。雖然單位幾經挽留，我對于自己做出的決定卻也十分堅決。人生有時候就是要堅持一下。因為后現代鼓勵人們換一種思路，換一種想法，而換一種想法的最終目的是換一種活法。當然，這條路確實也比較難，從社科院那么個位置到美國做學生，剛來的時候勤工儉學在餐館打工，一直不敢告訴樊老師。后來她知道了，非常難過，說我們在家都沒這么用他，就被美國人這么用。
但是非常感謝這些寶貴的經歷，說到底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個普通人，別人能做我為什么不能做呢?這個過程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想換一種活法。而且當初已經接觸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我覺得它既超越了現代性的局限，又彌補了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不足，同時又跟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度的妙合，這樣一種思想，我覺得非常有意義。而這個大本營就在克萊蒙，領軍人物就是大衛·格里芬，我想就跟他去讀比較好，于是就考取了克萊蒙研究生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博士生。英文有一句話說“Life is all about the choices you make”，整個生命就是關于選擇的，你選擇什么基本上就決定了你人生是什么?，F在看來我的人生選擇沒錯，也沒有后悔。
問：為什么您會選擇懷特海的哲學，選擇了建設性后現代的立場？能談談您是如何選擇并確認這一立場的嗎？
從我自己的學術心路歷程來說，我一開始也是鐘情于解構性后現代的。但不久就發現，解構一路或許適用于西方，但對中國并不太合適。因為經過“五四”、“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我們業已解構的太多了。時代呼喚建設。我們需要一種建設性的哲學。正如波蘭女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在《結束與開始》一詩中所言：
總得有人拖住柱子
去撐住圍墻
總得有人將窗戶裝上玻璃
將大門嵌入門框內
正在這時，我發現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及其背后的哲學---有機過程哲學。我感到，當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種高遠的整合精神，需要一種能把各種零碎知識整合為一種綜合遠見的學說，而以懷特海的有機過程哲學為理論基礎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恰恰滿足了這一要求。因為面對現代性留下的近乎災難性的世界，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信仰危機，努力尋求走出困境的辦法，是一條遠為艱難的路途?？少F的是，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選擇了后者。他們不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權,為他者張目，為弱小執言，而且致力于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致力于對生命深層意義的追求，致力于為我們這個時代尋找“可能的精神家園”。這些都很吸引我。這或許可以解釋我為什么選擇建設性后現代和有機過程哲學立場的原因。
問：您何看待解構性的后現代這一思潮的？解構性的后現代與建設性的后現代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我們對解構性的后現代充滿敬意。格里芬就曾充分肯定德里達的工作，認為他的解構“受到某種深刻的倫理動力的驅動”。其實德里達本人也是一名“堅定的帝國主義批判者”。?？戮透墙K其一生都在為他者，弱小，邊緣如同性戀者張目?？紤]到現代性的強勢，毫無疑問我們需要聯合作戰。也就是說建設性后現代與解構性后現代需要一道聯手抵抗現代性。
說到區別，主要是雙方各有側重。一方側重破，一方側重立。其實后期的德里達業已在調整自己早期激進批判的立場了，更難能可貴的是，晚年的他業已開始關注動物倫理問題，這在他的《動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書中集中體現出來。而后期?？乱查_始思考人的“自我管理”問題。另外一個重大區別是：建設性后現代具有很強的生態關懷，將救治生態危機作為它的首要考量，而解構性后現代大都缺少這種生態關懷，其主戰場主要還是放在語言和文化上。
問：現代化存在的問題我們是在漫長的時間長河里才發現的，那么請問您認為后現代本身存在缺陷嗎？在解決現代化所帶來問題的同時，它會不會衍生出新的問題？
正如我在其他訪談中曾經談到的那樣，后現代是生長在現代性的局限處的。也就是說，只要現代性的問題一天不克服，后現代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展望未來，后現代的一些純屬時尚性的東西注定會隨風而逝，但它的許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將會在21世紀，作為一種“別思”、“別眼”，啟發中國人去思考、去創造。
建設性后現代自然并非真理的化身。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它的問題，那我們就發動第三次啟蒙,這是符合過程思想的。但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并沒有很好地考慮后現代所提出的問題，因此，人類能否度過眼前的生態危機都很難說。正如我們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被評為“20世紀最有洞見者”的克里福所言：一次足以摧毀文明的世界危機并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威脅。事實上，它已經懸在我們的頭頂。來自于洪水和颶風、諸如艾滋病之類的新病毒、禽流感和“瘋?！辈〉葌Φ娜找嬖龆?，無一不在提示我們危機的無處不在。著名《崩潰》一書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指出：“由于當前的人類社會過著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種方法，世界的環境問題都必須在今天的兒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惟一的問題在于：是以我們自愿選擇的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還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如戰爭、種族屠殺、饑餓、傳染病和社會崩潰等。這些慘劇在人類歷史上都發生過，起因大部分是環境退化、人口壓力增加、貧窮和政治動蕩等?！鼻百t的這些警世之言無疑都點出了當前人類生存危機的嚴峻性。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一心擁抱現代化，津津樂道于GDP的幾位數增長的時候，在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已經在開始思考災后生存問題了。不久前在克萊蒙召開的有300多人參加的生態會議，主題就是“如何災后重建，如何災后生存？”著名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我們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小約翰·柯布博士更是不久前在克萊蒙奠基了供災后生存的生態屋。作為西方世界綠色GDP的提出者之一，柯布博士斷定現代西式發展模式注定是要垮掉的，現代大都市注定是不可持續的，一旦災難來臨，這些配有生態菜園的小型生態屋更可靠些。
你自然可以嘲笑柯布博士“杞人憂天”，但考慮到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他就寫下了生態名著《是否太晚？》，對老人的遠見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何況我們中國人也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次疫情期間大城市所表現出的極度脆弱性，再次印證了老人的遠見卓識。
問：我們看到您不僅從事生態哲學的學理研究，更是將其付諸實踐，扎根到田野里，擼起袖子卷起褲管，在泥里腳踩大地，帶領一群人知行合一地整合人與自然的連結，這很有“生態文明”的意味。那么請問您如何理解“生態文明”呢？
“生態文明”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它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持續長達300年的西方工業文明，按照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潘岳先生的說法,是以無限獲取利潤為動力，以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業和金融業上的城市為載體的文明。它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文明和社會財富的同時，也消耗了億萬年的自然儲備，帶來了不可克服的經濟危機和全球生態危機，因此是不可持續的?！爸袊绻^續走西方工業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條”，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的基礎比西方還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僅影響世界和諧，還會造成內部不和諧。因此時代呼喚一種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全面和諧的生態文明。
與服膺機械思維的工業文明的不厚道相比,生態文明以“尊重他者”為其核心價值觀,因此是一種肯定生命的文明，一種厚道的文明，這包括對自然的厚道，對他人的厚道，對非科學的厚道，以及對將來世代厚道。
問：我們知道柯布生態書院是有機過程哲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標桿，書院的教育愿景是：以后現代過程哲學為理論基礎，倡導生態文明理念，培養扎根土地和傳統文化，又具國際視野的生態文明青年領袖。那么請問柯布生態書院又是怎樣的機緣下建立的呢？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吕嫌?972年發表了《是否太晚？》 （Is it too late？），咱們中國有學者已經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了，只是還沒有正式出版。也就是說柯老個人的生態轉向從七十年代就開始了，至今已有五十余載。
2018年我們在克萊蒙召開了一次關于農夫和哲學家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們強調了倡導生態文明的這些觀念，要保護我們的星球?？吕险J為，現行的教育系統是服務于工業帝國、服務于工業文明，服務于資本主義的，怎么可能指望它為生態文明服務呢?這么多年大家都只是批判，但是沒有一個人說我們去嘗試一下，把哲學放到行動當中，放到實踐當中。呼應他的這種理念，我們決定在教育上做一次嘗試，于是就有了柯布生態書院。
其實就是做一個嘗試，真正把有機過程哲學的部分教育理念貫徹下去。這方面樊美筠博士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她曾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教授，又一直搞審美教育，也是全球生態教育聯盟的共同創始人?？虏忌鷳B書院的首任院長就是由她擔綱的。終身榮譽院長則由“生態圣賢”小約翰·柯布院士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教授擔任。為什么叫書院呢？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辦一個學校需要很多流程和文件，而且我們建立的這個東西是想為生態文明培養人才，不是為工業文明培養人才。那現代教育的那些標準，它的那些范式怎么可以來評估我們？所以他們最多能評估說，你們是野雞大學。當然我們要做這么一個嘗試，你必須要野一點，是不是？你野一點，你就是跳出現代教育的蠶房，你既然跳出了，就不要管現代教育說你什么了，其實之前我們也嘗試在克萊蒙校園做一個生態文明碩士項目，但它要求很多的申請資料，各種測試，令人不厭其煩。所以我們就想做這么一個嘗試，哪怕失敗了也沒關系，至少告訴后人這是一條彎路。
在課程設置上，與先行大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在鄉村上課，在田野里上課。在師資方面，在現代的教育系統里想要成為老師的前提是要有教師資格證，否則就會被判定為不合格，“非法執教”。所以你由此多少可以窺見現代教育體系的霸道。在我們的柯布生態書院農民可以做老師，什么叫資格？他們有知識有智慧，這就是他們的資格，他們就可以分享他們的知識和智慧。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跨學科的教學嘗試，因為當前人類面對的很多問題靠分門別類的單個學科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是需要集體協作，集體共創的。
學員們在那里既學習書本知識，也學習實踐知識，還感受大山的氣息，欣賞草木的美麗。這本身也是一種學習。我覺得從那里出來的學生，將來清華北大可能都比不了他們。他們未來有多大成就不敢說，但至少他們的生活是有覺知的，不會淪為“空心人”。
問：我們注意到這些年您不僅大力推動生態文明和生態教育，而且還提出“高生商的生態人”概念。您能概括地解釋一下，何謂“高生商的生態人”嗎？
所謂“高生商的生態人”就是不僅擁有生態意識，富有生態智慧，擁有生存能力而且生命意志強韌，生命狀態飽滿的人。他/她們是些追求生命深度的人。高生商的生態人亦即“有感覺的人”，他/她身上擁有如下四大特征：1）對自己的身心有感覺---照料好自己的身心；2）對他人有感覺---尊重他人，關愛他人；3）對自然有感覺---敬畏自然，關愛自然；4）對美有感覺---能夠欣賞美，善于創生美。
問：誰也未曾料到，始于2019年的這場疫情會席卷全球，會持續如此之久，它帶給人類的影響遠比我們今天感受到的要更為深遠…那么，您認為這場災難對人類意味著什么？我們如此脆弱的生命，還可以走向何方？
首先我要向疫情中所有逝去的生命表示沉痛的哀悼，其次想借此機會感謝那些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分，往美國給柯老和我們郵寄口罩和其他防護設備的國內朋友，你們不遠萬里送來的溫暖我們將終生銘記。
與許多人把此次疫情看作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不同，我們認為此次疫情其實是一場生態危機，是一場生態災難，是人類長期扭曲人與自然關系的結果。其實早在2018年10月8日，聯合國就已經向人類發出了只剩12-22年，地球將陷入危機的警告。但該警告一直被我們許多人當作耳旁風，更有甚者認為他們是在嚇唬甚至忽悠中國人，但這次疫情的真實發生，眾多鮮活生命的逝去，成千上萬家庭的破碎卻是否定不掉的血淋淋的事實。
或許源于我的導師大衛·格里芬和“生態圣賢”小約翰·柯布博士的影響，我對危機的發生多少是有些預期的，當然前提是如果你也認可此次疫情其實就是一種生態危機。因為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柯布博士就寫下了《是否太晚？》一書，并在克萊蒙組織召開了世界上第一個關于如何應對生態災難的會議。格里芬在《空前的生態危機》一書中更是放了狠話：“如果我們任由生態危機進一步發展，人類文明將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無節制的發展中走向終結”。
作為踐行知行合一的建設性后現代哲學家，格里芬在圣塔芭芭拉自己動手修建了不用空調的“生態屋”，柯布則在克萊蒙動員大家修建了“后現代窯洞”。（許多中國學者和媒體人都去這兩個地方參觀過）?？虏嫉膬鹤?，著名社會公共政策專家、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克里?！た虏?019年10月在北京大學、北京林業大學和安徽大學等地演講時更是強調：生態災難很有可能以大規模傳染病的形式出現。想來他被評為與《寂靜的春天》作者卡遜齊名的“20世紀最有洞見者”絕非浪得虛名。
受他們的影響，我曾寫了“生態災難來臨時，中國能否獨善其身?”（ 《綠葉》和“不妨多一些‘生態災難意識’”（《環球時報》）等文章，意在喚起人們的生態危機意識。我和樊美筠博士這些年所倡導的“第二次啟蒙”（Second Enlightenment）更是被我們視作一種“生態啟蒙”，其中的“enlightenment”其實最好翻譯成“覺醒、頓悟或猛醒”。
人類要想走出危機，要想活下去，規避毀滅的命運，就必須進行徹底反省，反省自己的思維方式、發展模式、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論是當政者還是普通民眾，都應該充分意識到環保是最大的民生，生態文明是最大的政治，因為金項鏈可以不帶、寶馬可以不開、iPhone和 Sora可以不用，但空氣你不能不吸，水你不能不喝。為什么要把這次疫情當做生態危機來看待？因為如果不把
它當作生態危機來看待，我們就不能真正解決它。如果你僅僅把它當做一個特殊的肺炎或者病毒來看待，也就只會用盡一切辦法來殺死它，將主要精力用在發明新型疫苗上，下次再來一個，你再發明一種疫苗，從而陷入一種短視思維，陷入“頭疼醫疼，腳疼醫腳”的惡性循環，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不僅自己陷入極大的被動，也給更多的生命帶來更多的傷害。而將疫情當作一種生態危機來看待，就需要一種全新的思路，一種有機的系統的思路，這是一種綜合性的高瞻遠矚的視野。從這種視野出發，你就不會僅僅把疫情看作醫學問題，它也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文化問題、倫理問題、心理問題，從而將之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抓，這也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積極行動起來，扛起自己那份責任。
聽著危機的腳步一步步逼近，人類真是應該到了猛醒的時候。2018年我們又發起了“算我一個——投身生態自救運動”。所有這一切就是希望人們能擁有憂患意識，能夠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用我們中國人古老的智慧表達就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希望這次疫情能夠警示更多的人醒來。
問：您和樊美筠老師 2011年出版的《第二次啟蒙》一書明確將“第二次啟蒙”視為“生態啟蒙”，那么從生態啟蒙的視角來看，您從疫情中得到哪些反思和啟示呢？
后現代講“尊重他者”，這也是第二次啟蒙的核心價值觀，這與第一次啟蒙所標舉的“高揚自我”形成鮮明的對照。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啟蒙所講的“他者”既包括他人特別是邊緣人群、弱勢族群、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也包括自然特別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和一切有情眾生。它強調每一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沒有一個生命是允許被鄙視的，因此之故，它拒絕第一次啟蒙所秉持的“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高揚生態意識，主張對宇宙間的一切有情眾生溫情以待。所謂“生態意識”就是意識到人類“作為地球生態環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宇宙開放過程的一部分，“與恒星，微風，巖石，土壤，植物，動物有著內在的聯系?！比伺c自然是運共同體，彼此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從這樣一種立場出發，我們不難看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面對新冠疫情的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人類的狂妄自大暴露了自己的可笑。不過人類中心主義與個人中心主義有著內在得聯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中心主義不過是個人中心主義的放大版。因此，此次疫情將促使我們不僅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擺正我們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促使我們深刻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矯正我們和他人的關系。
問：第一次啟蒙的各種觀念由西方提出，中國只是接受，并沒有參與其建構。小約翰·柯布博士在給您的著作《第二次啟蒙》所撰寫的序言中提到：您是首次明確提出“第二次啟蒙”這一觀念的學者，那么您認為中國能否在“第二次啟蒙”中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
說“第二次啟蒙”是我們提出來的，那是柯布大師對我們的鼓勵。其實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的提出者貝克在討論“生態啟蒙”時，曾用過該詞，但他最終選擇用“生態啟蒙”來概括“第二次啟蒙”，考慮到“生態啟蒙”在貝克那里主要指要有更高的環境意識，要始終對科學及其使用的領域與范圍保持警惕，而沒有涵蓋其他領域對啟蒙的反思和超越，我們的“第二次啟蒙”則著重在對第一次啟蒙的全面反思和超越。
第二次啟蒙和第一次啟蒙的另一重大區別處，如你們所意識到的，就是中國元素的引進?？梢哉f我們“第二次啟蒙”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中國文化的滋養。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都對中國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懷特海在《過程與實在》中明確聲稱他的過程哲學或曰“有機哲學”更接近中國傳統?？虏荚涱A言“中國在五十年內將成為過程思想研究的中心”，并認為中國是我們這個星球的希望所在。在格里芬看來，在抵抗美帝國主義，實現后現代轉向進程中，中國扮演著一種獨一無二的引領者的角色。在他們看來，儒家“天人合一”“民胞物與”、道家“道法自然”、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態主義原則；儒家“中庸”，佛教“中道”的均衡原則；以及萬物平等的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諧思想等等，都可以為第二次啟蒙或中國的后現代化提供豐富的資糧。
當然他們無意像有些海外學者那樣浪漫化中國，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嚴峻的現實問題。但他們依然看好中國，2011年在與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教授的談話中，柯布博士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解釋了為什么自己看好中國。他列出了下列三點理由：
首先，中國還沒有完全變成一個富豪掌權的國家。中國政府說話還依然有份量。
其次,中國的傳統文化,盡管被壓抑了近一個世紀,但依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的“和諧社會”概念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傳統在發力的結果。也就是說西式的現代性如西式極端個人主義之類的東西在中國是沒根的,容易被清除掉。
第三點,也就是最重要一點,是中國人民懂得巨大的社會變革是可能的。中國目前的現代性還不是最壞意義上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化尚未最終定型，中國還有機會調試自己，獨辟蹊徑，走出一條自己的新路。因為中國是《易經》的民族，深諳“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懷特海的有機過程哲學和以之為基礎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能夠被中國朝野上下所接受的原因。
問：我們知道您的老師大衛·格里芬先生剛剛逝世。作為“我們時代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被譽為“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作為他的高足，您認為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教益？
格里芬先生是我的老師，為此我深感驕傲。他的辭世不僅是美國過程世界的重大損失，也是世界生態運動的重大損失。20年的師生共生，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兩點：一是格里芬先生使我們相信：另一種人是存在的，他/她們胸懷大愛，惟道是從，直道而行，是真正意義上的孤勇者；二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超級個體，一個人的一生可以做許多了不起的事，可以發大大的光，可以影響和溫暖許許多多的人。
格里芬老師曾鼓勵人們“展望一個懷特海世紀”，在2015年的克萊蒙生態文明千人大會上，他再次強調“21世紀將成為懷特海世紀”。由于懷特海哲學是深度生態的，因此說21世紀是懷特海世紀，也就意味著21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他希望與會者為這一新世紀的到來而攜手奮斗；格里芬先生生前對中國非常友好，對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充滿憧憬。他衷心希望中國能成功地規避西式現代化的弊端，走一條超現代化之路亦即生態文明之路。我覺得這些都是他留給我們的珍貴思想遺產。
問：人生在很多時候，走著走著就走丟了、失去了很多東西。盡管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物質的、財富的部分已經極其豐盛，可是，往往越是這樣越容易讓自我感到空虛和匱乏，所以整個世界好像也瘋了，陷入不停攫取，想要占有更多的欲望泥沼。而我們的心靈卻四處游蕩，無處安歇，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堵住欲望的缺口，填滿里面空洞的內在。所以，在訪談的最后還請您幫我們解答下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我們此生為人的意義何在？或者說，我們如何才可以活出自己人生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
此問題看起來簡單，但真要回答起來其實是挺不容易的，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你要問不同流派的哲學家，他們會給你不同的回答，我自己這里只想從有機過程哲學的角度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您如果要問我人生到底有意義還是沒意義？我的回答是人生既沒意義也有意義。說人生沒意義，是說人生沒有一個先天給定的意義。我們來到這個世間不是自己選擇的，我們的人生有什么意義呢？說人生有意義，是說人生的意義是自己發掘出來的，自己創造出來的，是自己活出來的。我們很幸運在美國結識了柯布博士--這個我們時代“生態圣賢”和格里芬博士---這個“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從而意識到另一種人是存在的，人生是有意義的。
按照有機過程哲學，人生的意義就在于超越自我，超越個體那“自敗的特殊性”（懷特海語），將自己的愛拓展到他者，為他者帶來愛，給世界帶來美。簡單的說，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給他人帶來愛，為世界創造美。如果因著我們的存在，讓他人心生溫暖，懷抱希望，那我們的存在就是有價值的。就像早期王菲有首歌唱的那樣：有一個人曾讓我知道寄生于世，原來那么好?？资ト嗽凇墩撜Z》中所說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實也是這個意思。與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不同，有機過程哲學強調“我給故我在”，相信越給越有。給他人帶來愛，給世界帶來美的人，注定是個有溫度的人，是個磁場強大的人，人緣自然也錯不了，做事情自然也比較容易成功。大家知道中國女性一向秉承東方女性的含蓄，但我就親眼見到當柯老在中國時，許多中國女性仰慕他的為人，生撲柯老，撲上去擁抱老人，柯老很感動，我也很感動，那一刻我就理解了何謂“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大家一定意識到了要給他人帶來愛，給世界帶來美，離開創造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么建設性后現代和有機過程哲學如此強調創生的緣故。在格里芬看來，創造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你可能會說像柯老和格里芬是大思想家，可以創建一個新的理論流派，開辟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可以創造性的提出“綠色GDP”，我一個普普通通的學子，我能干什么？我希望下面這個小故事有助于解答您的困惑。
我以前有個女研究生，她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執意要從建設性后現代的角度研究“青少年流產”這樣一個題目。我說你一個年青女孩還沒有結婚，為什么做這樣一個題目？這么多西方哲學家隨便選一個，甚至他們某個概念做一做，就是一篇很好的碩士論文，為什么一定要做這樣一個敏感的、容易惹人非議的題目呢？她給我詳細解釋了理由：原來她發現我國青少年人工流產率居高不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1,300萬人次，20歲以下的女性青少年流產率為75%，重復流產的情況尤為嚴重。與此同時，各式各樣的無痛流產廣告鋪天蓋地，說“像吃冰淇淋一樣簡單”。大家知道對于剛開始發育的少女，其身體尚未發育成熟，人工流產對身體的損傷較大，嚴重者甚至會影響成年后的生育，對于這樣一個關涉成千上萬少女健康的問題，我們的哲學界居然無人發聲，她想填補這個空白。社會學界雖然也有人研究，但主要是數據的統計，對青少年流產問題背后的哲學是什么？如何從哲學上入手解決這個問題則無人研究。我覺得學生說的有道理，就支持她做這個題目。論文后來也寫成了還發表了，這估計是當代中國哲學界第一篇從哲學角度探討“青少年流產”的學術論文，非常有意義。通過這樣一篇論文，它闡發了善待生命的厚道理念，找到了第三條道路，不僅無數少女的健康得到維護，而且無數小生命也得以拯救，真是一件大功德。比起那些尋章摘句、空話堆砌的論文，其意義不知強多少倍。
再有像石嫣博士，人民大學的博士，清華大學的博士后，妥妥的學霸一枚。完全可以在體制內謀個體面的教職，可她卻逆風飛翔，選擇撲身大地，從事有機農耕，創建了“小毛驢市民農園”---中國第一個社區支持農業農場，隨后又創建了現在的“分享收獲農場”。10年過去了，今天她的農場不僅年入800多萬元，還培育出上千位新農人。在她的影響下，中國已經有近千家社區支持農業農場。這就叫創造了與眾不同的生活，給他人帶來了愛，給世界帶來了美。她當選2016年“全球青年領袖”和成為2023年“柯布共同福祉獎”得主，實在是名至實歸。
李一諾女士創辦的“一土學?！币彩墙o他人帶來愛，給世界帶來美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曾在麥肯錫公司做到合伙人的位置，應該絕對算是成功人士了。但麥肯錫在全球有600多個合伙人，多她一個不多，少她一個不少，但“一土學?！睂嶋H上就一個，因給世界帶來了一個“一土學?！?，給眾多孩子帶來的快樂，李一諾的生命也得到升華，也因此獲得了意義。
石嫣和李一諾有錢，我沒錢我能干什么？大家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你可能是不如石嫣和李一諾有錢，我也不如她們有錢，但一塊錢總是有的吧。北師大劉孝廷教授就搞了個“一塊錢項目”，他鼓勵自己的研究生，每次出門準備好一塊錢，這一塊錢是要準備給出去的。在汽車站、在地鐵口、在人行天橋下面，看到孤寡老人、殘障人士和有需要的人時就把這一塊錢給出去。別小看這一塊錢，當你給完之后，一天的感覺都不一樣，日久天長，整個人都會不一樣。你或許會這樣說：我連一塊錢也沒有。沒關系，你有微笑嗎？你把它送給他人，如果你送我一個微笑，我回報你一個微笑，一個人人充滿愛意，個個面帶微笑的世界該有多美好！在這個過程中，經由我們一個個個體的蝶變，一種新質的社會或許就在不知不覺中悄然形成了。
【后記】
王治河也是個“孤勇者”。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被它們馴服的那些力量，正在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必將定義未來的年代，而教育、經濟和治理方面的改革機制還有待形成。災難眼看要比人類的覺醒更快到來，我們坐在了泰坦尼克巨輪之上。
在他之前，朱德生、格里芬、柯布，無一不是孤勇者，以孤往，而求與世諧和，因其所計“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以王治河批評過很多人，比如某互聯網巨賈，因其最樂見消費主義之大行其道。然而該巨賈仍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這是現實的邏輯：誰可以調動、鼓勵、利用、開發人類的欲望，誰就有市場、就會成為“帶貨明星”和新時代的英雄，這正是王治河們的“尷尬”：他追求的固然是真理，講出來的固然是真相，然而卻不是“受歡迎”的那種真理和真相。
如若這些真相得以傳播，個體、團隊、族群的行為，都應該有新的面向：如若戰爭已無必要，又何苦為搶一艘行將沉沒的巨輪上的座位而大打出手？
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有自己學科的分割為邊界，是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而王治河或許是與自己小學時代的“野馬”精神做了充分的和解，也充分地實施著建設性后現代的實踐性：他關心全天下的春夏秋冬。他本人似乎又并沒有標舉的意思，倒是時常不好意思，以至于每每要自嘲一番以達到人際的舒適和內心的自洽，他說，咱們吃大白菜的命，操全天下的心。
王治河認為哲學熏育出的，應該是“有感覺之人”：對他人有感覺，對自然有感覺，對一個時代的憂郁有感覺，對美有感覺。他進北大讀書、做國家級刊物副主編、年近不惑出國讀博，而后以生態哲學和生態文明為志業，寫文寫書、講課辦論壇，其實有一條明確的線索：就是始終在傾聽、提攜、呼應著他的感覺。這中間固然有對“天外有天”的向往，其中更多的，還有向他幸運遇到的一眾大師們的禮敬。他和自己所鐘情的哲學互相成全，不斷發現并發明著自己身上大于、高于自己的那部分，那屬于人類共有的、完整的、合一的、生生不息的部分。它由著他活潑潑走自己的路，鼓舞他為眾生和大地服務、做同代學人的助產士、馬前卒，縱容他一輩子如“嬰兒之未孩”，它是王治河們真正的精神故鄉。
只要還有讓生命優先于邏輯和理性的人，智慧就有生長空間，哲學就不至終結。文明走向何方？歸根結底，是需要每一個個體做出的決定。王治河感覺過、也感覺著；探索過，也探索著，然后一以貫之、不疾不徐地“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而對于蕓蕓眾生當中具有獨特價值的每一個我們，既然把我們劃分為農人、打工人、媒體人、IT人、這種人、那種人其實并不確當，也許更應該按照過程暫時分為兩種：醒來之人（覺者），和有待醒來之人；既然與追問“活著還是死去”一樣，有效的追問其實是自我追問，則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看看究竟是“我們創造著生活、還是生活奴役著我們”顯得比早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必要；既然“世界有沒有希望并不在他人，而在我們自己”，既然它歸根結底的，是一種選擇，王治河們已經可以代表另外一條路：在被所謂“主流”裹挾之外，在賺錢買房等經濟考量之睱，在追求整齊劃一的人生規劃之余，在“娛樂至死”的狂歡氛圍之畔，在大量青年才俊“躺平”之際，在關乎共同福祉的主義和體系尚未就位之前，我們所屬意的，也可以是生命本身的“不貧乏”，因為，尚有別的人生可以取法，尚有別的美學值得追隨，尚有另外一種人存在并且也許是大量存在，是蓬勃、靈動而優雅地存在。這個星球有沒有未來，以及有一個什么樣的未來，全然在于“你我”，用王治河的話來說：“天下興亡，就看你我”。他要傳達的信息是：你大于你！我們不是匹夫，我們是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有頂天立地的人，則我們就可以經由每一個個體，去抵達未來。
（原文刊發在薛曉源、沈湘平主編《全球化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上，原標題為“由個體抵達未來----后現代生態哲學家王治河訪談錄”，這里發表有刪減，引用時請以原文為準。）
[1] 【被參訪者簡介】王治河,山東人，哲學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5年重進燕園，拜著名哲學家朱德生先生為師，研習西方哲學，1988年獲碩士學位。1988-199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任《國外社會科學》副主編。1998年赴美留學，博士畢業于美國克萊蒙研究生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師承世界著名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大衛·格里芬教授（David R. Griffin)和小約翰·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F任美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同時兼任中央編譯局研究員及國內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匈牙利布達佩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韓國生態文明研究院顧問。主編、獨著、合著《后現代主義辭典》《第二次啟蒙》《后現代哲學思潮研究》《懷特海與中國》《過程與多元》《走在生態文明的大道上》等中英俄文著作11部。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世界哲學》、美國《環境倫理學》，《東西方哲學》，《美國經濟學與社會學雜志》，波蘭《可持續發展研究》，保加利亞《巴爾干哲學》等刊物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60余篇。生態作家于思群、張茜和林虹雨日前對王治河博士進行了采訪，本文為訪談實錄。
[2] 【作者簡介】于思群，生態作家/后現代農人、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生態項目主任；張茜，自由作家，前有機網首席運營官；林虹雨，哈爾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生。
[3]樂黛云：“中國文化用面向世界不能用征服方式”，2012年8月7日《中國文化報》。
